来源：丝路水实验室 转载时间：2026-05-08 12: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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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陆与海的共振
丙午春临，我又来到了海南。
此次来海南度假，心境却迥异于往年历次。
2026年，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注定是一个“分界点”。站在人工智能颠覆与重构世界的前夜，感触地缘政治新时代陆与海共振的历史轮回，不禁让我的心情如同沙漠风暴、南海波涛，起伏难平。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一带一路，陆海统筹”的国考命题，与“新欧亚主义”“新亚太战略”的世纪难题，正在发生深刻而隐微的纠缠。
图/文 邓铭江
（一）
作别新疆的冰天雪地，赶赴海南，迎接丙午马年的祥瑞。
舷窗外，天山雪峰如银色的波涛，渐行渐远；几个小时后，机身下已铺开海碧屿翠的南国画卷。从零下二十度的凛冽，到零上二十度的温润，这不是一次寻常的迁徙——从一个向西开放的枢纽，抵达一个向海而生的前沿。
彼时，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的消息正沸沸扬扬，舆论的潮声拍打着这座岛屿的每一寸海岸。而在我刚刚离开的那片土地上，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已落地三年，在蓄势中酝酿着向西的潮涌。
新疆、海南，这两个地名，在地图上遥遥相望，一个深居亚欧大陆腹地，一个孤悬南海之中，本似两个世界的存在。可不知为何，当我在五指山下漫步，温煦的清风拂面，脑海中却总是浮现出喀什噶尔的风沙、回响着霍尔果斯的驼铃。
万里之遥的两地，竟在这一刻，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共振。
《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部分，其诞生于政治地理学的母体之中，而地缘政治学更加关注地理环境对国家空间格局发展的影响，经常成为一些外交家“全球战略”的代名词。
当下的世界，“新欧亚主义”思潮带来的陆权复兴，与“新亚太战略”调整引发的海权变局，再次叩响中国西北与东南这两大地块“边缘”的门户。
“陆海囚笼”始终困扰着我们这个国家。如今，在“新陆海危机”双重挤压下地缘政治重塑期，我们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在这一刻，新疆与海南自由贸易区（港）作为中国向西、向南开放的两扇“大门”，已正式启幕。
从历史上“塞防与海防”的被动平衡，到新时代“陆海统筹”的主动布局，清晰揭示了中国战略思维从防御性平衡向进取性布局演进的逻辑脉络。
一方面，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涌动起“再定位”思潮，陆权复兴为丝绸之路注入新的历史想象；另一方面，海南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在南海之滨拉开了对标全球最高水平开放的制度试验。这两种表面上一处内陆边疆、一处沿海前沿，看似主题殊异的战略动向，在2026年这一关键节点，经由“陆海统筹”这一核心命题，形成了深刻而隐微的深层交织。
新疆，海南，我在这个飘逸弧线的飞行轨迹中，逐渐清晰了这两个坐标，其中蕴涵着历史的脉络和现实的走向。
（二）
我想起两千一百多年前的那次启航。公元前138年，长安城外，一队人马向西而行。为首的汉子名叫张骞，他的使命是寻找一个消失在远方的大月氏。
没人知道他将走向何方，没人知道他会在戈壁与雪山间迷失多少年，更没人知道，这一去，便“凿空”了一条横贯东西的道路。后人称它为丝绸之路——不是一条路，而是一个网，将东方的丝绸、瓷器、造纸术，与西方的葡萄、苜蓿、琉璃，编织进同一幅文明的锦绣。
而当张骞的背影在历史深处渐渐模糊，另一片帆影从东方升起。
公元1405年，江苏太仓刘家港，宝船如云，帆樯如林。郑和站在最大的宝船上，望向无垠的海面。
此后二十八年，他的船队七下西洋，抵达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东非海岸。那是木帆船的极限，却是中华文明向海而行的极致。船上载着丝绸、瓷器、茶叶，也载着一个文明对远方的善意。
一个向西，一个向南；一个在陆地上踏出足迹，一个在海洋上划开波浪。张骞与郑和，两个名字如同中华文明伸出的双臂，一手挽住大陆的纵深，一手拥抱海洋的辽阔。他们没有见过面，却在历史的深处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握手。
后来我想，那种共振，或许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埋下了伏笔。
对于中国人来说，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64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近代屈辱史的开端，也就是半封建半殖民时代的起点。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历史叙事。
然而，几乎就在重叠的同一时期，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席卷了中国最富庶的江南核心区域，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切断了中央财政的生命线。清政府焦头烂额，西北边防军备废弛，兵额空虚，饷械奇缺。
屋漏偏逢连夜雨，沙俄冷酷而精准的把握时机，利用清朝海防危机及国内乱局，大胆迅速的开启扩张行为。1858年逼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我国外东北和外西北领土150多万km2。
这是一场由海防危机、内部动乱和陆疆侵蚀共同引发的系统性崩溃。海防危机抽干了国家的财力，转移了战略焦点。内部动乱耗尽了帝国的元气，瓦解了边疆的支撑体系，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危机下的领土之殇。
这是一曲令人扼腕的悲歌，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海陆战略必须均衡，内部稳定是抵御外侮的基石。任何一方面的短板，都可能导致全局的被动，而领土的丧失，往往是国家整体危机最终、最沉重的体现。
当今，在国家“稳定西北，以利经略东南”的谋篇布局中，“一带一路”倡议从此将“海防”与“塞防”这两个易于失衡的重要节点牢不可破地链接在一起，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从“深海”到欧亚“深陆”的伟大跨越，是海陆统筹和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格局。
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做出：加强深海、深地、深空、深蓝四大领域的战略高技术部署。2026年“十五五”规划还应当更加关注“深陆”领域的研究布局。
“深海”与“深陆”都关乎国家发展与安全的空间格局与战略纵深。
（三）
十九世纪末，两个西方人在地缘政治的图纸上，画下了影响百年的预言。
一个是美国军事理论家的马汉，他望着浩瀚的海洋，认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谁控制了海上要道，谁就能主宰世界——海权论由此而生。
另一个是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他凝视着欧亚大陆的腹地，提出了“世界岛”的构想：东欧通向心脏地带，心脏地带主宰世界岛，世界岛主宰世界。认为谁控制东欧，谁就能统治亚欧大陆心脏，谁控制亚欧大陆地带，谁就能统治世界岛——陆权论“大陆心脏说”由此而生。
海权与陆权，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却因视角不同而互为彼岸。
这些地缘政治学理论在西方流行了一个多世纪，成为列强争霸的地缘密码。
可当我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重新打量这些学说时，却发现它们像一对互补的残片——海权论看见了流动与连接，却忽视了大陆的纵深；陆权论看见了心脏与腹地，却遮蔽了海洋的宽广。二者各自执着一端，终究难以拼出完整的图景。
但后期，政治地理和地缘政治学理论发展得非常迅猛，虽然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但对国际关系、国际形势及国际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陆地缘“大棋局”战略等，不断发展与完善了现代地缘政治学，使这些理论之间既有继承与连贯，也有相互补充与融合。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政治地位、经济力量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大。如果仅有对世界政治地理的一般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应当系统学习其战略思维、深刻领悟其思想精髓、灵活应用其理论方法，在未来全球变化格局中谋篇布局，行稳致远，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建树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理论体系。
“一带一路”正属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是中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两只臂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海上联通世界，“丝绸之路经济带”从陆上拥抱世界，促进陆海一体化发展，构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相容并济的全球命运共同体。
历史走到了今天，全球化在加速，世界在变平，海与陆的界限似乎更加分明，但在某些时刻却变得深度的共振与隐微的纠缠。美国提出“新印太战略”，试图在海洋上构筑新的秩序；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则在大陆深处寻找自己的位置。海陆之间的张力，依然潜流涌动。
而中国，这个既有漫长海岸线、又有辽阔内陆的国度，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陆海统筹。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左手牵陆、右手挽海的平衡；不是以陆制海或以海制陆的对抗，而是让两种力量交汇、共鸣。
这或许是一种古老的智慧。在汉唐的驼铃与宋元的帆影之间，在张骞与郑和的目光交汇处，早已藏着答案。
抑或是一次近代历史教训。160年前，当清朝失去应对“陆海危机”能力的时刻，当整盘“棋”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时，舍弃“棋子”以求苟活，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四）
2026年，被认为是地缘政治新时代陆、海两大战略从理论构想转向残酷实操的分水岭，我们将面临严峻而复杂的“陆海压力”。
在南海方向：面临显性的海权围堵与阵营化压力。“亚太战略”或称“印太战略”，是美国主导打造的新海权堡垒，其实质已摆脱了早期的自由国际主义色彩，转而成为一种更为冷峻的“务实”和“实力”主义，呈现强烈的扩张与控局态势。南海问题实质已演变为中美海权博弈的前沿。
在中亚方向：面临隐性的多元平衡与协调张力。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及欧亚结合部的“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使其极易进入大国博弈视野。历史上，在各种势力影响下，是一个极不稳定、依附性较强的地区，一直处在一种被动的博弈之中，比如被伊斯兰化、被突厥化、被俄罗斯化等等。
而当今的“新欧亚主义”，有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个“被构想的”地缘政治思想。其实这里才是充满变局的世界地缘所在。近几年来，世界各大国都站在一个更为立场之上，提出了各种“欧亚”新构想，其“构想”和“预言”也许正在成为被创造出来的一种叙事。
比如：受到中亚五国一致认同的“喀布尔走廊-跨阿富汗铁路”，恰和美国五角大楼一直梦想的打造亚洲深陆可靠通道的计划；印度谋划已久的“连接中亚政策”；土耳其冠以地缘、族裔和宗教三种国家身份的“欧亚主义”回归；俄罗斯强调的与欧亚经济联盟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对接”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平台等等。
未来，中亚地区的“三重地带性”，即：边缘地带性、中间地带性、枢纽地带性地缘格局的嬗变，将会加剧陆权战略的博弈。
醒醒吧！遥远的“西域”，神秘的“东方”，那只是一个传说，而“新欧亚主义”真正的宏大叙事才刚刚开始，所谓“新陆海危机”并非危言耸听的伪命题。
“一带一路”倡议，意在贯通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脉络，中亚地区“三重地带性”历史演进，其地缘价值被重新激活，正实现从“边缘地带”向“地缘政治中心”的战略回归。在“陆权复兴”对冲“海权垄断”，单极世界转型为多极世界的新变局中，我们强国的路向唯此选择。
（五）
此刻，我站在海南的海边，遥想着新疆的风雪。
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已落地三年。三年里，这片中国最年轻的自贸试验区，用制度创新织就了一张向西开放的网——喀什、霍尔果斯、乌鲁木齐，三个片区如三翼齐飞，让新疆从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中欧班列日夜奔流，陆路口岸“绿色通道”，川流不息。这片离海洋最远的土地，正在成为连接亚欧的“黄金通道”。
而在海南，2025年底，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十个“二线口岸”同步启用。封关近三个月后的今天，这里正迸发着蓬勃生机——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主导产业，将重构海南产业经济新格局。这里不再是天涯海角，而是制度型开放的“头雁”。
在亚洲金融中心格局中，香港靠的是独立关税区、自由货币兑换、法治体系与国际化营商环境；新加坡靠的是法制完善、政策稳定、资本自由流动、信息透明、全球开放、英语通用、国际化程度高与人才聚集；上海靠的是雄厚的工业基础与完备的产业体系；而当年深圳靠的是举国之力、背靠香港的独特优势。
这些都是几十年积淀形成的制度与环境软实力，这才是国际金融与开放竞争的核心底气。而海南靠什么呢？而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又将如何破解“放得开，管的好”难题？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时代命题！
如今，在“陆海统筹”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新疆和海南自由贸易区（港）这两扇面向世界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从历史上的“塞防与海防”到新世纪的“陆海统筹”，揭示了中国从防御性平衡转向进取性布局的逻辑递进。
新的地缘政治时代，一边是冰峰大漠，一边是星辰大海；一个是向西的窗口，一个是向海的门户。这两种看似地理悬隔、主题殊异的战略动向，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在国家战略版图上，形成奇妙的呼应和共振。
我想起古人说的“天地交而万物通”。新疆与海南，正是这“交”的两端——陆与海的交响，内陆与海洋的交汇，向西与向南的交融。
张骞的足迹，在新疆的戈壁上延伸；郑和的帆影，在海南的海面上升起。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两个端点间完成了一次时空的对话。
或许，这就是我在新疆与海南之间感受到的那种“共振”。
它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个文明在两个方向上的同时呼吸。向西，是为了拥抱大陆的纵深；向南，是为了连接海洋的辽阔。而当这两股力量汇聚，一个完整的图景便徐徐展开——那不是陆权与海权的零和博弈，而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新时代找到的平衡之道。
从长安出发的驼队，从刘家港扬帆的宝船，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终于抵达了同一个远方。那不是地理的终点，而是一个文明在陆与海之间找到的，最宽广的航道。
从天山雪域到南海碧波，我在一陆一海的时空切换里，读懂了这片土地深沉的战略脉动。
风过戈壁，是大陆向世界敞开的胸襟；浪涌南海，是海洋拥抱未来的气度。陆的厚重与海的开阔，共同铺就民族复兴的宽广征途。
这陆与海的交响，终会在时代浪潮中，奏响属于中国的壮阔新章。
2026年2月28日草于海南神州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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