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云(1908—1992年)，河北馆陶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1950年，任新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1978年复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1979年任水利部副部长兼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自1954年开始，连续当选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任河南省第五届政协主席。1992年2月18日在北京逝世。王化云长期致力于治理黄河工作。1952年陪同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组织了黄河下游3次大规模修堤，先后提出“宽河固堤”“蓄水拦沙”“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调水调沙”等一系列治理黄河的方略；参与组织领导了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利枢纽的筹备和建设工作，为新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积极主张南水北调、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等。
王化云是人民治黄事业的开拓者，黄河水利委员会首任主任，从解放战争时期艰苦创业，组织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在枪林弹雨中修复堤防、抗洪抢险，到新中国成立后推动黄河治理开发各个阶段向前发展，他深耕黄河治理40余年，为人民治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治黄事业从无到有、从初创到辉煌的曲折历程，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忠诚、奉献与求索的精神，使他成为人民心目中名副其实的大禹传人。
岁岁安澜勇挑重担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黄河治理事业。1952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出京调研，视察的重点就是黄河。毛泽东主席登上开封附近的黄河大堤，察看堤坝工程和黄河形势，并询问王化云：“黄河六年来没有决口泛滥，今后继续把大堤和坝埽修好，黄河还会不会决口?”“黄河涨上天怎么办?”表达了对黄河防洪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关心。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成为几十年来动员和激励黄河流域人民和治河员工投身黄河治理开发、推动治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响亮口号。确保黄河防洪安全，是治黄工作的第一要务，王化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从战争年代艰苦创业，组建治黄队伍，在枪林弹雨中组织群众修复堤防，誓死保卫解放区红色家园，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场场黄河治理开发大进军，他组织实施黄河堤防建设，致力构建下游防洪工程体系，精心分析判断雨水情、险情，全面部署指挥黄河防洪抢险，战胜了任期内黄河下游发生的12次流量大于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确保了黄河伏秋大汛不决口，实现了黄河岁岁安澜。战胜1958年特大洪水，便是王化云几十年治黄生涯中的闪耀功绩，也是他勇挑重担，充分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做好防洪决策参谋的生动写照。1958年，进入汛期后，黄河流域连续降雨，下游水位急剧上涨。据测报，黄河下游可能发生超过20000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大大超过当时堤防的防御标准。面对不可回避的超级洪水，千里堤线能否顶得住?抗洪部署是否有效?许多环节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按照预定的防洪方案，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洪水达到20000立方米每秒，即可使用石头庄溢洪堰分洪削峰。洪水标准已到，此时动用分洪这张“王牌”，无疑是顺理成章之策。然而，分洪非同小可。那片广阔的滞洪区内有100万人口、200万亩耕地，运用一次，国家补偿损失就多达4亿元。何况在短时间内，百万人大迁移，绝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可是不分洪，一旦堤线失守，河防不保，导致决口，那将酿成更为惨重的灾害，这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那是一个令人心焦的不眠之夜。王化云和其他黄河防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屏着呼吸等待着雨情、水情的最新消息。洪水虽然已经超过预报水位，但它是否还会继续上涨?如果后续洪水不大，可否靠人力防守，不分洪取得抗洪胜利?分与不分，一字之差，举足轻重。到了一发千钧的抉择关头，王化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随着花园口水文站传来水位有所回落的讯息，王化云判断，这次洪峰虽然很高，来势很猛，但后续水量可能不会很大。在这紧要关头，必须当机立断。分秒必争之间，十余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带领沿黄人民和治黄干部职工加高培厚堤防、消除险点隐患，加强防汛部署的努力，以及当下对于后续洪水趋势的研判……如一帧帧影像闪电般在他的头脑中涌现，逐渐廓清了他眼前的纷繁思绪，把他思维的天平，压向了“不分洪”的一端。他果断地以黄河防总的名义向中央提出了“不分洪，靠全力防守战胜洪水”的建议。黄河洪水惊动了正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即停止会议，飞临抗洪一线。当时，河水奔腾咆哮，郑州黄河铁桥被冲毁，京广铁路中断，洪水正在迅猛地向下游推进。王化云向风尘仆仆赶到黄河防洪现场的周总理汇报了雨情发展、防守部署和对洪水形势的分析与判断。周总理在详细询问了洪峰到达下游的沿程水位和大堤险工在高水位下的情况，以及黄河下游河南、山东两省对于不分洪的意见后，毅然批准了不分洪的建议。当汹涌的河水冲出峡谷，直向下游悬河奔流而来的时候，河南、山东两省强大的抗洪抢险大军早已严阵以待，守卫在千里堤防上下。为了“战胜洪水，确保安全”，从省委第一书记到沿河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人人奔赴重点防守堤段，现场指挥，大批干部深入堤线，包干分段。巡堤查水、筹划物料，遇险抢险、逢漏堵漏，前线和后方，到处都是战场。在那段极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黄河防洪斗争一直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人民解放军出动陆、海、空、炮等兵种，投入守堤抢险和转移滩区群众。全国各地调集200多万只麻包、草袋，100多辆汽车，以及救生船只、木材、铅丝等大批防汛物资，赶运千里黄河防洪堤线。下游河南、山东两省200万军民斗志昂扬，声势豪壮，白天人山人海，夜晚灯火万盏，人在堤在，水来土挡，形成了一道抵御洪水的“流动长城”。经过几十个昼夜的奋力抢护，终于战胜了这场历史罕见的黄河特大洪水。在攸关抗洪成败的紧要关头，王化云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在对当时各种情况统筹研判、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于复杂多变的夹缝中找出一线生机，果断提出不分洪的决策建议，为这场气势恢宏的抗洪斗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他治理黄河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展方略不懈探索
为了根治黄河水患，王化云走遍大河上下，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注重向专家学习、向实践学习，几十年如一日不断钻研，矢志不渝地探索治理黄河道路，先后提出了“宽河固堤”“蓄水拦沙”“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调水调沙”等一系列治黄指导思想，为推进各个时期的治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宽河固堤。王化云认为，要使黄河不再决口改道，需要改善河道形势，加强堤防工程，为战胜洪水创造物质条件。为此，他提出“宽河固堤”的治河方略，主要包括宽顺河道、废除民埝、加高培厚堤防、修建分滞洪工程等。实践证明，当时采取“宽河固堤”方针是非常及时的。1954年、1958年黄河下游发生两次大洪水，经宽河道滞洪削峰，大大减轻了窄河道的防洪压力。由于采取锥探灌浆处理大堤隐患等固堤措施，汛期堤防出险次数较以往明显减少。在当时尚无水库拦洪削峰的简陋条件下，依靠“宽河固堤”工程措施和人民群众严密防守，战胜了大洪水，保证了黄河防洪安全，堪称历史奇迹。蓄水拦沙。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化云奔赴大河上下现场查勘研究，大大丰富了对黄河的认识，从而产生了“蓄水拦沙，除害兴利，综合开发”的治河方略。这一方略的立足点在于，让千年为患的黄河变害为利。在黄河干流和支流修建一系列拦河坝和水库，拦蓄洪水和泥沙，消除黄河下游洪水危害，同时，开发丰富的水利水电资源，为人民造福。在黄河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开展大规模水土保持，减少向下游输送的泥沙。该方略突破了历史上单靠下游堤防防洪的被动局面，第一次强调了除害兴利、综合利用的思想，是治河史上治河方略的一个重大发展。根据这一治河方略，国家集中了各方面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并于1955年7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这个规划作为黄河除害兴利、综合开发的里程碑，已经永远载入治黄的史册。在这个规划的指导下，黄河流域人民开始了对古老黄河的开发与利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治理黄河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上拦下排，两岸分滞。实践证明，蓄水拦沙的方略有一定的局限性。1960年，根据蓄水拦沙设想修建的三门峡水库，在建成运用后不久就发生严重淤积，渭河下游防洪、西安及关中平原的安全受到严重影响。1964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治理黄河会议，研究确定了“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原则，决定对三门峡工程进行改建，增加泄流排沙能力。通过深刻反思，王化云认识到，黄河作为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解决洪水泥沙问题，必须上下游统筹考虑，“上拦”结合“下排”，进行综合治理。通过对黄河洪水泥沙的再认识，王化云逐步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既防御洪水又处理泥沙的治河思想。调水调沙。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近八旬的王化云在治黄科技工作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提出了“调水调沙”的初步设想，即通过修建上中游水库对水沙进行有效调节，进一步提高水流输沙能力，改善水沙不平衡关系，减少下游河道淤积。据此，王化云提出把减淤作为小浪底水库的重要开发目标之一，为探索“调水调沙”提供实践条件。多年后，随着小浪底工程建成运用，当年王化云的设想从愿景走入了现实，并在治理黄河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王化云晚年仍在为治黄方略的发展进行不懈努力，他通过对几十年治黄实践的回顾，以及对人民治黄以来治黄方略发展的思考，把自己的治黄设想总结为：“要把整个黄河看成一个大系统，通过拦水拦沙、用洪用沙、调水调沙、排洪排沙等多种途径和综合措施，主要依靠黄河自身的力量来治理黄河。”这些设想，在黄河治理事业中，将长期发挥重要的借鉴与指导作用。
重大工程呕心沥血
王化云认为，与国内外大江大河相比，黄河有其独有的特点。因此，研究黄河问题，要从黄河的实际出发，而黄河的治理开发主要依靠干流，这是他经过长期实践与深入思考的成果。他认为，黄河干流对水沙调节有重要作用的主要是龙羊峡、刘家峡、大柳树(黑山峡)、碛口、龙门(古贤)、三门峡、小浪底七大水库，这七大水库建成以后，全河就会形成比较完整的综合利用的工程体系，治黄的全局也就活了。为此，王化云对于干流工程的建设投入了长期而执着的努力，尤其对于三门峡、小浪底的兴建，更是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1955年，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王化云主动请战，担任了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参与组织领导这项重大工程的建设工作。为了全力以赴投入三门峡工程的建设工作，王化云把长子、次子留在各自学校住读，只带着妻子和小儿子把家搬到了三门峡工地的山坡上。
三门峡工程任务艰巨，工程量大，工程质量要求高，施工时间紧迫，各种急迫而繁杂的事务，如研究修正设计、制订作业计划、部署前期准备、完善施工队伍、建立后勤系统……一件件、一桩桩、一环环都需要工程领导者与组织者快速妥善解决。
王化云抱着慎之又慎、严之又严，丝毫不敢懈怠的心态，严密思考、细致组织，查勘道路、深入工地，研究技术方案、解决实际问题，常常会通宵达旦地工作。在王化云等成千上万的建设者的努力下，克服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与问题，三门峡工程在1960年9月较原定工期提前一年多基本建成。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在多泥沙河流上建设的第一个水库。由于没有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工程投入运用后不久，淤积的速度与程度都远超设计的预期。到1961年汛期，上游连降暴雨，黄河与渭河并涨，水库泥沙量增大且排泄不畅，造成潼关以上严重淤积，流经渭南、华县、华阴的渭河也成为“地上悬河”，如若发展下去，还将影响到西安的安全。
三门峡工程的运用实践，让王化云认识到过分强调“蓄洪拦泥”的局限性，也让他认识到“黄河治本不只是中下游的事，而是上中下游整体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此，王化云对治黄工作的部署进行了及时调整，并按照中央决策，参与组织对三门峡工程进行了两次改建。三门峡工程经过两次改建，并改变运行方式后，在1973年实现了水库基本冲淤平衡，并能兴利发电。三门峡工程的实践，说明了在黄河上修水库，只要选择峡谷地形，有足够的坝高和泄洪排沙设施，实行“蓄清排浑”调水调沙的运用方式，水库就不会淤废，并可保持一定的有效库容进行综合利用。这一认识为小浪底水库的兴建和其他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验。可以说，三门峡工程的修建是对黄河认识的重大突破，也是治黄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75年8月，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暴雨洪水，为相邻的黄河敲响了警钟。王化云与众多水利专家研究认为，为防御黄河特大洪水，必须采取重大措施，在三门峡以下黄河干流兴建控制性工程。在方案选择上，王化云从综合治理开发的战略角度考虑，坚持修建小浪底工程。为此，从组织推动、规划、设计、勘测、试验等基础工作，到学术研讨会、方案论证会上力陈己见，直至上书中央领导，他抓紧每一个机会，全力推动兴建小浪底工程，直至后来病卧床榻，对小浪底工程依然牵系于心。1991年，王化云病重已不能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含泪告诉他：“化云，小浪底工程已经批准了!”王化云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同年9月，小浪底水利枢纽前期工程破土动工，并于2001年最终建成。
近年来，小浪底水利枢纽在黄河防洪防凌减淤、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调水调沙等运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黄河治理开发重大关键性工程的成功建设和运用，是对王化云这位治黄先驱艰辛努力的最好告慰。
克勤克俭精打细算
1947年春，王化云到河北武安县冶陶村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汇报抗洪预算工作，刚到门口就碰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同志。他看到王化云，第一句话就是：“化云同志，你要钱可是要得云天雾地呀!”王化云一听这话，心中咯噔一紧，知道薄一波同志已经看到冀鲁豫边区上报的黄河抗洪防汛报告，一定是嫌抗洪预算要的钱太多了。于是赶紧涨红着脸说：“我先把情况汇报汇报。”
抗洪预算看起来是多了些，但确实是治黄工作需要。王化云出任河官仅一年，就走遍了黄河下游所有堤段、险工，有了复堤浚河初步实践，但他还是不敢对抗洪预算有丝毫大意。于是，自己总是首先踏踏实实走下去摸清情况，然后认认真真坐下来，与负责工程技术、材料采购的同志和财务人员一起，共同对黄河下游各处险工修复所需要的材料和经费进行一遍遍的考察和核算，力图让每一笔经费都有理有据，既保证抗洪需要，又不浪费人民群众一分一厘钱。
薄一波等同志听了王化云准确、详尽的汇报，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批准这个黄河抗洪预算，并具体通过全区统筹的办法来解决。
1949年，又是一个汛前心弦紧绷的春天。王化云看了黄河下游几个修防处的经费报告，并对1947年和1948年两次抗洪抢险年度收支情况进行了核算，再经多次汇总验算后，提出了1949年防汛工程预算。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也嫌这个工程预算要的钱太多。王化云说：“少了不行啊，黄河要决口的!”杨秀峰说：“决了口杀你的头!”王化云说：“杀了我的头，也保证不了不决口。”杨秀峰作风很民主，跟王化云吵了一通之后，还是给增加了一些经费。1949年，黄河果真来了大洪水，有了经费保证，修做的堤坝工程为战胜洪水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王化云深知中央经费的紧张。平日，他就常常告诫黄委会从事财务工作的同志：“一名财务工作人员首先要具备的品质是手脚干净，因为你们是管钱管物的，管钱管物就要为国家当好家、理好财，就要慎之又慎、精打细算。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因为这钱来之不易，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
而王化云本人，对于公共财物，更是不贪不占，以身作则，为治黄干部职工做好表率。正如王化云的老战友、黄委会主任继任者袁隆所赞誉的那样：“(王化云)德高望重又清廉，无私无畏多贡献；誓保黄河庆安澜，功绩卓著民心间。”
无怨无悔家风严正
王化云做了几十年的河官，一辈子经手了成千上万的治黄经费与物资，但他清廉自守，两袖清风。他对家庭与私产一直坚持极其谨慎与自律的原则，以确保自己一生始终干干净净、心无旁骛，可以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治黄事业中。
1992年，王化云去世时，留给4个孩子每人5000元的遗产。而这，还是妻子一辈子省吃俭用，一分一厘从日常生活中积攒下来的，真真实实就是王化云一辈子的工资收入，是王化云和妻子的全部家产。
晚年时，妻子常常埋怨王化云：“当初，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革命?我就是不识字，也可以做抗日幼儿园的保育员嘛!那我现在也是老革命，也有自己的工资了。”
王化云总是笑着安慰她：“哎呀，我挣的工资还不全是你的嘛，全交给你管!”而他交给妻子全权管理的钱，只有自己每月的工资。
其实，妻子一辈子都是无条件支持王化云的。从1944年第一次参加党内整风，王化云就开始捐地捐钱，甚至把妻子出嫁时仅有的几件衣服和一个金戒指都捐了。“文化大革命”后，又把补发的工资全都交了党费，妻子还是一句怨言都没说。
不徇私情不搞特权
王化云的子女小时候很少在家看到王化云。那正是王化云初任河官的几年，几乎整年都在黄河上奔波。他虽然很忙，可只要一回到家，就总是利用吃饭的时间与孩子们谈话，了解他们在学校的表现，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但从来不打不骂。
王化云的3个儿子先后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每次他到北京开会，都会通知儿子们到他住的宾馆短暂相聚。晚上睡觉前，会询问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状况，讲讲家中母亲对他们的关心和牵挂，亲情满满，其乐融融。
王化云晚年病重在北京住院，小儿子菏平常常会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望。只要王化云得知了消息，就会激动得连续几天都睡不好觉，舐犊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王化云又始终坚守着一个原则，并且会常常明示给子女：“你们将来都要靠自己，不要靠老子，老子是靠不住的，你们都要自力更生。”
王化云确实没有留给子女们“房屋”和“金钱”，没有为子女们铺好“官路”与“财路”，但他为子女们铺就了一条正直的人生之路，不管能力大小，都不做坏事，而要尽力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长工”!
